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柯皓在武汉肺科医院ICU内采访。
2000年，柯皓18岁，上大一。老师问同学们理想是什么，他说想当“战地摄影记者”，背着长枪短炮，冲锋在硝烟战火之中。大学毕业，同学们大多当了老师，而柯皓去了媒体，当了一名摄影记者，算是实现了一半。而在今年疫情爆发的武汉，他实现了另一半理想——11月8日记者节，从业16年的湖北日报记者柯皓讲述了他的故事。2004年，采访武汉一工地安全事故时，被保安关“小黑屋”。媒体同行来营救时拍下了这张照片。和所有刚入行的摄影记者一样，刚参加工作时，我的主要任务是跑热线、拍社会新闻。一位文字记者、一位摄影记者、一位司机，这是我们的铁三角组合。一接到新闻热线转来的线索，一脚油门就发车。彼时，传统纸媒处于黄金年代，报社新闻热线24小时不断：车祸、火灾、打架斗殴、奇闻趣事，只要你愿意，可以让你跑得停不下来。当时我一个月收入3000多元。虽然收入不高，但工作热情高涨，精力旺盛，跑遍了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。2006年冬天的一个深夜，市郊一个废品回收站发生火灾，我到现场拍摄。
地面铺了厚厚一层垃圾，许多地方还在冒烟，消防战士正在处理火场。就在我埋头拍照时，一名消防战士突然一把把我拉开，拿水枪向我冲水——原来我脚下的垃圾复燃，鞋底已烧着，裤脚也燃了起来了，而我却全然不知。相比后怕，更多的是心疼：鞋和裤子，都是我前一天新买的，花了一千多元，相当于我工资的1/3。算起来，当摄影记者这些年，这就算是“遇险经历”了。和真正的“战地记者”比，几乎不足挂齿——别人拿命在搏，我损失的只是一双新鞋。2013年，CBA联赛。
2013年3月，武汉，著名足球明星贝克汉姆在秀球技时不慎摔倒。2012年起，我度过了5年相对轻松的时光，当了一名专职体育摄影记者——赶上奥运会年、去伦敦采访、在全国各地拍赛事、拍体育明星……行走在市井之间，奔波于琐碎之中，“战地记者”的理想，渐行渐远。作为一个生活、工作都日趋安稳的中年人，我已快忘了那个“中二”的理想了——直到2020年，一场对抗疫情的“战争”，在家门口打响了。
2020年2月1日晚，灯火通明的火神山医院建设现场，建设者在忙碌工作。
疫情刚刚爆发，身处风暴中心的我，和多数同事、同行一起，投入到了抗疫报道中。大年二十九那天，我被定为报道组成员，但没有告诉告诉家里人，我走的时候最大的行李是一床被子。两岁的小儿子刚学会说话不久，他正在发烧非要我抱，说着爸爸不要上班。后来，同事在朋友圈发图，老婆才知道我进了报道组。那天我整个心都是悬着的，晚上打电话才知道儿子退烧了。为了家人安全，我决定，在疫情被控制之前，都不回家了。但疫情什么时候结束，我心里也没底，毕竟这样的场面，我们都从未经历。接下来的三个月时间里，我跑遍了武汉：去机场、去社区、跑医院，进出“红区”、ICU重症病房、跟拍医疗队……每天驾车跑近百公里。2020年1月28日，一名护士在武汉肺科医院ICU里忙碌。
2020年1月31日晚，搭载了76名湖北旅客的MF8676次航班，从泰国曼谷飞抵武汉天河机场，旅客耐心等待排队出舱。
2020年2月1日18时许，武汉市新华路体育场，协和医院的医护人员从直升机上搬运空运来的医疗物资。
这让我记起了刚参加工作时，跑社会新闻的经历，怀念曾经的“铁三角”。不同的是，那时的日子虽忙碌，但波澜不惊。而现在，我们和死亡之间，可能只隔了一件防护服、一个口罩，一点不经意的疏忽，就可能让自己躺下。1月24日，除夕，我将自己和相机层层包裹，走进了发热病房和重症病房。护目镜里都是雾气，连相机取景器都看不清，我只能摸索着角度，凭手感和光感盲拍，完成了最早发自重症病区的报道。
白天不觉得害怕的场景，深夜一个人躺床上时，就在脑子里冒了出来：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被感染了；我害怕像ICU的患者一样，插着管子躺在那里；我思考该给两个儿子留下怎样的遗嘱……记得离家拍照不到十天，10岁的大儿子问过我一次，“今天拍了什么？有没有人死掉？”又问我“有没有小朋友死掉”，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这种小孩的病历，我就说没有。我第一次体会到了，当“战地记者”是什么感觉。但如果有选择，我还是希望永远不要体验的好。
2月16日晚，武汉汉口的高楼大厦外墙显现出“武汉必胜”“中国必胜”灯光秀。
这些年，我时常问自己，工作的意义是什么，年龄不同、经历不同，答案也都不太一样。但在经历了疫情之后，我觉得自己找到了最接近的答案。1月26号，大年初二，我和同事前去采访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。在金银潭医院，我们从中午2点等到晚上9点，见到了疲惫不堪的他。由于时间有限，我没能拍摄到工作状态的张院长。第二天，我再次来到医院。尽管我一再保证，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拍摄，但张定宇在电话里就拒绝了我。在医院又等了8个小时后，在病房外走廊里，我看到了张院长正一瘸一拐的背影。我立刻跟上去，一路跟拍。在他转身的时刻，我拍下了他身穿白大褂、拿着对讲机的工作照。
2020年1月27日晚，张定宇在协调危重病人转运。这张照片，成了疫情期间，我传播最广的作品。我在网上，看到这张照片下网友的评论，都说很感动，冲锋在一线的医护工作者，在最灰暗的时刻，像燃烧的火把，鼓舞了大家战胜疫情的信心。
2020年1月28日，武汉肺科医院ICU主任胡明接到电话后哭泣。
网上还有一段大家熟悉的视频，叫做《哭泣的医生》，那也是我拍的。1月28号，我在武汉肺科医院采访，正在向我们介绍情况的胡明，接到一个电话后，就借故走开了。我发现他好像在抹眼泪，出于职业敏感，我开始用相机拍视频——后来我才知道，他的一位医生朋友，在抢救患者过程中，不幸感染了新冠肺炎，已经病危。胡明难过地说：“我们从死神手里抢病人，却保护不了自己最亲的人”。疫情期间，很多医护人员的亲人和朋友都感染了，生死未卜，但他们依然坚守岗位，没有人后退。2020年2月5日晚，武汉江汉方舱医院，护士向一名躺在病床上看书的患者竖起大拇指。疫情期间，我拍到最有趣的一张照片，就是方舱医院的“读书哥”。
2月5日，我和医生一起，进入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江汉方舱医院。一片忙乱中，镜头中忽然闪过一个年轻人，正捧着一本厚厚的书，安静地阅读。他瘦削的身体，传递出的力量、镇定与从容，深刻地打动了我，我随即按下快门，拍下了这一瞬间。后来，这张照片火了，我很高兴，我为大家传递出了乐观的情绪——这也是我工作意义的一部分。
今年9月，我在北京接受了表彰，被授予“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”荣誉称号。拿到奖章，我仔细端详后发现，奖章中间的图案里，有一个端着相机的人，那是我，是我的同行们，是无数胸怀新闻理想的人。2020年2月18日晚，住满了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的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。
2020年2月18日晚，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，患者在病床上休息。我记得火神山医院启用第一天，我随救护车队到汉口医院接转院病人，一位男子躺在路中间，挡住救护车，要求先把他母亲先转去火神山。
我下车劝说，另一位患者家属也拦住了我，泪眼婆娑地让我帮忙，把她的母亲转去火神山。我只能说，对不起，这个我帮不上忙。面对那种局面，我能理解，但心里也很难受，自责自己能做的太有限。2020年2月18日，辽宁医疗队的医生推着轮椅上83岁的治愈患者走出雷神山医院。当天，武汉雷神山医院首批2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出院。当然，我们收到更多的，是鼓励和支持。在医院隔离病房、方舱医院，看到我在拍照，有的患者会主动和我讲话，向我竖起大拇指，“你们记者也辛苦了，谢谢你们”。
如果是平时，听到谢谢，我可能把它理解为一句客气话，但在当时那个场景，这么一句话，却让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难受的是，隔着防护服的护目镜，我还没法去擦。2020年4月，我的一张工作照。
最后谈一两句感想吧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，的确给了传统媒体很大冲击和挑战。我当了16年摄影记者，年纪也大了，对这点感受尤为深刻。但我也在不断学习、适应和接受：在新闻现场，我除了拍摄照片，还学会了拍短视频、采集全景素材，甚至搞网络直播。因为喜爱摄影，成为了一名记者，经受生活磨练和岁月的洗礼，我更加坚定了要做一名好记者的决心。我对未来不恐惧，而是充满了期待。我愿意守着初心，为了年少时的梦想，继续去按下快门。第3846期
讲述&摄影 | 湖北日报 柯皓
编辑 | 匡匡 小为
出品 | 腾讯新闻